中国执政党的“首脑限任化、党权集体化、入党开放化、高层制度化”，正在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仍然“模不着头脑”的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。
政权是制度，是形式，并赋予社会以特征。---施特劳斯“什么是政治哲学?”
1，“崛起”与、。“被崛起”
有没有“中国崛起”这回事?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。
反对的人偏向于看中国存在的问题，实际上，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，例如：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，物价房价问题，贫富差距问题，社会保障问题，食品安全问题，贪污腐败问题，教育医疗就业问题，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，暴力拆迁、违规征地问题，环境污染问题，道德污染问题，等等。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，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“中国的被崛起”。
低调一些的人认为，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，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，但人均GDP仍然“遥遥落后”，排在超过世界半数国家的120名之外。所以，“做人不要太高调”。
肯定“中国崛起”的人则认为，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，确实存在好几个国际先例，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。
所以，有没有“中国崛起”，就要看你是强调问题，还是强调人均，或是强调规模。但是，本文所说的“中国崛起”既不涉及问题，也不涉及人均或规模，而是强调“制度”。
按照标准的“西方观点”，中国的崛起有三个“不可能”。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，二是粗放外向型经济不可能持续，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稳定和长久。按照这种思维，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，而是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。当然，他们不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，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定势预期。
当中国发展的车轮依然平稳向前时，他们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“崩溃预测”。同时，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，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“潜伏”在社会的深层，随时等待爆发;而且，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，都被当成了“即将爆发的总危机”的有力证据和迹象，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、苟延残喘。
本文所说的“中国崛起”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，它指的是：中国那种非西方的“行政市场经济”，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行和政治集权，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“并轨”的情况下“老不崩溃”而继续稳定发展。这难道不是奇迹么?
中国人喜欢说“出鬼了”，那么，到底是“西方观点”出鬼了，还是“中国现实”出鬼了?到底是“西方理论”错了，还是“中国现实”错了?“现实错了”又是什么意思?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的“不合理”的“非理性人”?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“理”?
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“理”好还是中国的“理”好，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“西方思维”还是坚持“中国思维”。本文关心的是：在所有“西方意义的不可能”的情况下的“中国意义的稳定发展”，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?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，这些依据是否符合现实的逻辑?下面让我用“冷酷实证法”来“列述存在的物景”。
2，“诺斯悖论”与中国的“制度崛起”
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稳定发展，如果“只要西方制度才能发展”是真的，而中国又没有采用“西方制度”，那中国肯定另有一套。有人说“市场制度”还是西方的，中国是用了西方的“市场制度”才发展的。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，因为你不能两个道理都占：你不能一方面说“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”，另一方面又说“中国是用了西方的市场制度才发展的”。
中国的确借鉴了西方的市场制度，但这个市场制度在中国的实际运行却是非常“中国特色”的，它是一种“行政市场经济”，是一种“没有西方的法治宪政的成功”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那个“理”。中国的“另有一套”如果不是西方的制度，就必然是借鉴了别人之后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制度。
所以，“中国崛起”是一种“制度崛起”。这是一个透过事物表象的结论，基本的道理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·诺思1981年在《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》一书中提出的“诺斯悖论”。“诺斯悖论”说的是：作为“保护之手”的国家是所有经济增长的关键，作为“掠夺之手”的国家同时又是所有经济衰退的根源。
“诺斯悖论”的关键含义是，从经济的起落、国家的强弱，到人民的富穷、社会的进退，再到文明的兴亡、文化的盛衰，国家政治制度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。进一步的道理在于：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权，在任何时候都不缺谋求“变革”的“好政策”和“好时机”，但是，如果它们的“变革”最终失败，它们缺的往往就是能够把“变革”持续下去的“制度保障”。就是说，“好政策”的要点并不是“好领导”或“好开始”，而是“适当的政治制度的持续保障”。
有非常多的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有“好领导”或“好开始”，这是一种“正确得非常肤浅”的认识。中国能在新世纪的一开始就突然发力上升，这决不是偶然的，其背后是中国政治制度的“悄悄的革命”。
本文的观点是，仅就中央制度而言，中国的确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“国家政治制度”。要再次特别强调的是，本文不关心应该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制度，也不关心要不要改善或如何改善这个制度，本文关心的是：所说的“中国政治制度”是否已经存在?这个“国家政治制度”具体又是指什么?
3，“五位一体”的“新共和制”
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的“制度崛起”：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里，中国人把西方现代政党的“法人永久性”、西方法制传统中的“限任制”、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“集体领导”、苏联列宁式的“先锋党”、以及中国传统的“太上皇制度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、又不同于传统专制的“五位一体”的全新政治制度。
西方现代政党的“法人永久性”保证了当今中国执政党的生命延续和开放性，这是传统家族制度所缺乏的。家族制度在生命活力上的自然性和狭隘性，决定了它在政治遗传上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。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史上，每一次朝代的衰落，都是因为“统治能力”无法跟上“统治成本”的上升，而家族制度正是限制中央“统治能力”的致命因素。“统治能力”的问题不是出在“统治能力”本身，而是出在生产和再生产“统治能力”的政治制度上。中国历史上的“朝代循环”悲剧，可以说是一种家族制度的“基因悲剧”，是一种“统治能力”再生产制度的悲剧。
西方法治传统中的“限任制”进一步确保了当今中国执政党的“统治能力”，因为传统专制主义的“终身制”是“统治能力”衰竭的一个根本原因。“限任制”有利于“统治能力”的与时俱进，有利于防止“老迈昏庸”，有利于新鲜血液的更替，有利于政治权力继承的稳定和可预测。“限任制”是使“统治能力”超越和驾驭“统治成本”的关键制度。
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“集体领导”，是一种政治精英集中政治智慧和统一决策意志的制度安排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主义，往往有蜕变为“僭主制”或“独裁制”的困扰，因为“集体领导”的安排缺乏“限任制”和“选择-选举制”的有力保障。当今中国执政党的“集体领导”有明显的“条块代表式”和“梯队接班制”的政治均衡基础，其“限任制”又有明确的“年龄、任期、时间限制”，社会的进一步多元化也使“个人专断”和“个人崇拜”已经没有市场。
苏联列宁式的“先锋党”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党的执政模式，西方议会党以政治非垄断化和军队中立化为支撑，“先锋党”模式则突出执政的连续性和“党指挥枪”的安排(注意，传统家族制度不能防止“兵变”)。这种执政模式有更大的“政权责任感”和“政治稳定性”，但在中央以下的治理上则容易出现“责任与问责的不对称”，“利出一孔”也带来了“气出一孔”之弊。
中国传统的“太上皇制度”主要体现在首脑继承上，“军委主席”的特殊安排保证了新旧首脑的衔接和稳定。现实中的“梯队接班制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“太上皇制度”，因为，当代中国政治中的“梯队升迁”，表现在中共“中常委”和“政治局”其他成员的“老带新”的双层结构上;同时，新首脑一上任，上任首脑仍在最高军职上“留守兼带”，下任首脑的挑选工作也随之开始;新首脑一进入第二任(也是最后一任)，下任首脑即进入副职进行“在职培训”。“梯队接班制”巧妙地强化了高层集体领导和相互制约，是“贤能体制”的根本保障，更是防止出现“戈尔巴乔夫灾变”的有效方式。
事实表明，“西方思维”对中国政治的观察，已经跟不上中国政治现实的发展。中国执政党的“首脑限任化、党权集体化、入党开放化、高层制度化”，正在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仍然“模不着头脑”的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，中国正在出现和实践着一种“新共和制”的政体模式(将另文专述)。
4，结论：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是一种全新的“制度挑战”
自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分析人类政治以来，人类的国家政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种怪圈式的轮回：从君主制、共和制，到僭主制、独裁制，再到民主制、暴民制，再回到君主制、共和制。中国的政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“乱与治”的循环，一些人期待着西方民主能够打破中国的“乱治循环”，中国却在21世纪之初走上了一条谁也不曾料想的新道路，并且以其政治经济的活力震撼了整个世界。
“中国崛起”不是一种经济崛起或军事崛起，而是一种全新的“制度崛起”，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不是一种经济挑战或军事挑战，而是一种全新的“制度挑战”。只看中国缺陷的“西方思维”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体会到这一点。理解“中国崛起”和中国政治，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智慧和高深的理论，需要的只是一种“超越意识形态和立场情绪”的新的世界观。
摆在中国问题研究者面前的最大“实证问题”是(注意，这里不讨论“愿望问题”)：中国现有的“社会问题”是“制度发展中的问题”还是“只有西化才能解决的问题”(特别与印度和台湾相比)?中国“五位一体”的“新共和制”为什么仍能以其“制度稳定”而持续发展?西方“中国问题专家”的“中国崩溃预言”为什么老是无法兑现?
(方绍伟：芝加哥“制度经济研究中心”)
